1949年,这里曾发生震惊全国的“乱世黄金案”

[来源:潇湘晨报] [作者:钱烨]

(中央银行长沙分行行长辛蘅若秘密将3万两黄金运出长沙。)

(坡子街中央银行长沙分行旧址。)

(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地下金库遗址。组图/陈先枢)

坡子街上的财贸医院就要拆迁了,这个伫立在火宫殿东边的6层砖楼,平时冷冷清清。没有想到的是,这里曾是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长沙分行所在地,而且在民国末年还发生过一起震惊全国的“乱世黄金案”。

撰文/潇湘晨报记者 钱烨

“监守自盗”,3万两黄金不翼而飞

1949年元旦,假期的长沙像往年一样湿冷。入夜后的坡子街上更是鲜有人影。午夜过后几辆行色匆匆的卡车,停在火宫殿以东的中央银行长沙分行的门口(今坡子街财贸医院)。管理人员打开大门,宪兵们从灯火通明的金库中搬出一箱箱沉重的木箱。

气氛紧张凝重,谁也不敢出声。木箱堆好后,汽车一路向南直奔衡阳火车站,车上运载的是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后,从长沙工商农各界搜刮的黄金3万余两。

夜色成为最好的伪装。就在长沙军政各界眼皮底下,这些被搜刮的民脂民膏,竟被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到了位于广州的临时政府,准备登船运往台北。

两个月前,长沙工商各界组成的“六团体”(有省工业会、省商业联合会、省农会、省总工会和长沙市商会、长沙市总工会)还组织联合会议一致要求扣留这批黄金,然而大厦将倾的国民政府,已经不顾湖南各阶层人民的死活,由中央财政部直接电命中央银行长沙分行行长辛蘅若秘密将黄金运出长沙。

等消息报告到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潜那里,从衡阳出发的两节铁皮车厢托运的数万两黄金已经向广州开去。

这些从湖南老乡手中搜刮的巨款还追缴得回来么?

垂死挣扎,金圆券强刮民脂民膏

事情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1948年8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以高于黑市的价格收兑黄金、白银。同时,禁止金银外币买卖或持有,强制兑换金圆券。

这看似力挽狂澜的经济改革,实则是腐败透顶的国民政府在饮鸩止渴,以币值改革的名义将黑手伸向普通的老百姓。前者的法币改革已经崩盘,国民经济命悬一线,物价飞涨,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物价上涨3492万倍,100块的法币竟然买不到一张纸,法币彻底崩溃。

蒋经国亲自坐镇上海,推行金圆券,妄图以稳定上海而加快全国币制改革的进程。而金圆券推行短短两个月就重蹈法币旧辙。此时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先后打响,国民党在长江以北败局已定,军政、经济全面崩溃,为了能够在最后的时刻狂捞一笔,国民政府已经把黑手伸进各省市的地方金库,要求各省市的中央分行将金圆券换抵的黄金陆续运到上海,转运台北,为退守台湾做准备。

义愤填膺,“六团体”围堵金库大门

在此背景下,1948年10月,金圆券发行仅两个月,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就兑入黄金数万两,银元数十万元。时任湖南省主席的程潜决定以这批金银作为湖南稳定物价的基础。

然而,国民政府财政部密令辛蘅若将长沙中央银行分行所收存的黄金、白银全部运往上海。辛蘅若口头上向省议会表示,未经省政府允许,决不将金银运走。但事实上却置湖南人民利益于不顾,想偷偷将黄金、银元运出长沙。

1948年10月25日,辛蘅若请湖南省工业会理事长陈云章和省参议会议长唐伯球等一起吃饭,饭间就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的财政政策大发议论,无意间将财政部令他将长沙中央银行分行所收存的黄金、白银全部运往上海等事说了出来。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饭毕,唐伯球把这消息告诉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邓找陈云章商量应付办法,决定由陈云章策动“六团体”采取联合行动,对金银进行扣留。

“六团体”中以陈云章为首的湖南省工业会组织力量最为庞大,其次是长沙市商会这个历史悠久的商人联合组织,资产背景最为雄厚。但此前各协会之间并不和睦,党派林立,纷争不止,这一次却因为政府发行金圆券而被绑在一起。大家饱受法币贬值之痛,现在看到政府强制发行金圆券,不到两个月又连续贬值,都希望政府能够出台政策保障商人的合法利益,至少保住发行金圆券的储备金不动,以稳定市场。

1948年11月1日,陈云章借着讨论“工资”这个议题,召集“六团体”全体理监事联席会议。通过这个会,陈云章将国民政府财政部让长沙分行将金库中储备金运到上海的命令说了出来。会场一时群情激奋,与会者一片哗然,很多出席会议的理监事义愤填膺,嚷着要到长沙分行讨个说法。

陈云章继续在大会上说:“这次政府一面拼命发行通货,一面又严厉执行限价,这简直是自己打自己。金圆券现在已发行百亿元以上,超过原拟额五倍多,物价当然要涨五倍。我们湖南决不允许重走上海的道路(当时蒋经国正在上海严厉执行限价政策)。”

陈云章在会上提议:不准黄金白银运走,说空话是没有用的,在座的各位要打破成见,联合在一起,共找出路。陈还说:不但要团结长沙市的人民,而且要团结湖南人民,把湖南老乡辛苦积攒的血汗钱留在长沙。

陈云章呼吁:大家要拿出行动来,立即去包围中央银行,得到不运走黄金、白银的保证后,方能罢休。

陈云章的讲话得到全场拥护,众理事一致决定立即包围中央银行。会议推举省商联代理理事长林端生、省总工会理事长林醒民、省农会理事长周鼐古、市商会理事长崔伯鸿、市总工会理事长张福云和陈云章为领队,率同与会的全体人员齐赴坡子街包围中央银行,制止金银外运,声称“如不达到目的,则商人罢市,工人罢工”。

大伙将坡子街上的中央银行长沙分行给围得水泄不通,坐在办公室内的长沙分行经理辛蘅若满头大汗,勉强应付,最后迫于“六团体”的声势,请来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来调解。于是在三方协商下,作出由“六团体”会同中央银行将金库封存,任何一方不得私自启封,由该行经理辛蘅若电请中央总行缓运金银的决定。众人当即进入金库清点金银,合计黄金三万三千一百五十两、银元八十三万九千枚、白银二十二万余两、美金八百四十元、港币一百四十六元。

偷运黄金,湖南人血汗终入广东

就在大家以为辛蘅若会顾及湖南人民的死活留下黄金时,一场惊天大案在湖南省军政各界眼皮底下悄然发生了。

1949年元旦假期的一天深夜,陈云章突然接到一位自称中央银行长沙分行的员工打来的电话,说是黄金被全部运走了,白银也要在今晚起运。

陈云章得到消息后迅速报告给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后者带人马不停蹄赶到坡子街中央银行的金库清点黄金。结果尚存黄金一万零一百四十五两又0.579盎司、白银三万五千五百四十三两(这因为上次封存后,中央银行继续有所收进)、银元六十五万零三百三十六枚。之前三方协定封存的三万多两黄金不翼而飞!

据后来一位曾参与调查报道偷运黄金案的民国记者回忆说,这批黄金并未从长沙上火车,而是从衡阳上火车去了广州。

事后看,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偷渡黄金案。趁着元旦假期湖南军政商各界放松警惕,偷渡方先将黄金伪装成镍币20余箱,然后在1949年1月4日凌晨,由一位副经理押运,用汽车运往衡阳,再转火车,于1月7日运抵广州。整个行动过程极为诡秘,在众人眼皮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两大车皮子黄金运到了广州。

偷运黄金的消息传出后,湖南舆论大哗,金银黑市价格猛涨。辛蘅若自知罪责难逃,连夜从位于潮宗街的九如里公馆潜逃,企图乘浙赣线火车逃往上海。分管江西防务的程潜即刻电告江西省主席方天,截捕辛蘅若。同时派人尾随追捕,在一处汽车站(有说火车上)截住了逃跑的辛蘅若,押回长沙后软禁在湘雅医院内。

湖南省政府以释放辛蘅若为交换条件要求行政院将黄金运回。

2月1日程潜亲自发电给财政部,言辞恳切,电文中说:

“财政部徐部长:近来币值猛跌,物价暴涨。湘省自央行运走黄金后,人民对于金圆券更不信用,几成废纸,阴历年底每元尚可折合银币二厘,本日已跌至半厘(每银币壹枚可换金圆券壹千八百元),市面紊乱,势将停闭。而军警公教人员生活艰苦万分,现在军队待运,士兵副食费每月折合银币不足五分,出入差额超出情理以外,委实无法维持,如何挽救此等巨大危险,恳速赐示。在此间军政首长连日会议研讨,颇有补救办法,惜交通隔绝,无所秉承,坐视崩溃,徒呼奈何。情势急迫,不能不权宜措置,以救危乱,合并声明。程潜,丑东。”

2月2日又追加一份电报:

“财政部徐部长:东西电计达,密。本日长沙市银元陡涨,每元折合金圆四千元以上,百物追升、手持金圆者几无法采购物品,险象环生,不可终日。虽经剀切宣导,并采取镇慑手段以求安定,而人民佥认中央银行将湘省收兑黄金运走,迄无发还消息,金圆信用扫地。为安定地方收复人心起见,恳即电饬中央银行立将上项黄金三万余两即日运回长沙,并按照目前沪市牌价,逐日抛售黄金,以重币信,而解倒悬,敬祈电复。程潜,丑冬。”

连续两封电报而中央银行总行始终未允。陈云章也用“六团体”名义打电话给财政部,声明如不将运走金银退回,则湖南停止缴税。

程潜逮捕了辛蘅若,就是明摆着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但是内外倾轧的国民政府已经腐朽透顶,根本不搭理湖南的地方请求。

无奈之下,为了维持湖南的民生、军政,湖南省政府决定抛弃金圆券,用剩下的白银和银元为基金由省财政厅主持,省建设厅和省银行协办,从本地的银楼、机械厂找来工人自铸银元,勉强度过解放前夕的黑夜。

长沙解放前白崇禧来长沙,辛蘅若被释放,去了香港。轰动一时的乱世黄金案就这么不了了之。

如今虽已时过境迁,但曾封存三万多两黄金的金库还在坡子街财贸医院内,现在财贸医院要拆掉了,这段历史又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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