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5日湖南《大公报》2版，庆祝农民节的报道。
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其实早在1941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就曾设立农民节，只不过国民党根本未把农民利益当作紧要的事，这个看起来为农民设立的节日，只在城里召开，许多农民不知，徒有其表，当时备受非议。
农民节设立前，农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1939年到1947年，国民政府新设立全国性的节日18个，农民节是其中之一。国民政府是1941年3月决议设立全国性的农民节的。在此之前，1939年，四川省政府即已经有举行农民节的纪念活动。这年1月，四川正式规定当年的立春日为农民节，“通令各县府于是日作普通宣传，举办农作物展览会”。在四川设立农民节之前，1935年，实业部曾通令全国，要求“于春耕期内，举行春耕运动”。
“抗战的基础在于广大的农村。”抗战初期，蒋介石即如此昭示国人。后来，在1945年的农民节前一天，蒋介石又发表言论肯定农民对抗战的贡献：“今日陪都举行农民节与感功节纪念大会，中正特对全国同胞说明吾人必须感谢先农与重视农民之意义……我农民同胞胼手胝足，终岁勤劳，全国国民一切养生之资，赖农民而供给，中华民族世代优良之德性，由农民而绵延。抗战八年，农民同胞努力生产，或供给军粮，或充实军用，或协助运输，或致力劳役，鄙夷军事，厥功尤伟。至于兵源之供给，亦大多数出于农民，我农民忠勇坚毅之爱国精神，实为抗御强寇最大之力量……”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的农民节，国民政府感恩于农民作出的巨大贡献，又将本年的农民节特定为“感功节”。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历史上长期重农轻商，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现代工业刚起步不久的民国，农业和农民依旧是当时这个危机重重的国家的主要支撑。南京政治学院政治理论二系的陈惠惠在其论文《国民党对社会时间的利用与制作——民国农民节研究》中认为民国政府在设立农民节前“我国广大的农村社会正遭受着地主的沉重压迫，剥削盛行，租佃关系恶化，农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村社会处于总崩溃的边缘”，此背景下，“对农民的贡献适时地进行颂扬、感恩，显示政府对于农民问题的关注，培养农民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对于鼓励农民安心生产，发展农村经济，无疑显得十分重要”，因此有了农民节。
农民不知有节，只知道可以领种籽
因为立春日每年较前年都有一日或两日浮动，所以，1941年国民政府决议设立全国性的农民节时，将时间固定在了2月5日。
1943年的农民节正好是立春当日，又恰逢大年初一，还恰逢中英、中美刚签订“平等互惠新约”不久，所以，当时长沙虽有战争的威胁，但根据农民节次日长沙大公报的报道，“到省首长及代表共千余人”在长沙的中山纪念堂举行了庆祝大会。该庆祝大会由长沙市长王力航作“主席报告”。
我们的印象中，国民政府各种命令，基层执行起来总会有偏差——1946年，湖南省会各界代表300余人纪念农民节便不是2月5日，而是2月4日，因为2月4日才是真正的立春日。
这个看起来是为农民设立的节日，实际上却并未获得广大农民的认同。因为农民节的纪念大会，基本都是在城市举行，所以，除极少数农民代表外，鲜有农民参加。农民节纪念活动中的纪念仪式、领导训话，因为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农民对这种旨在塑造“驯顺性”农民的训话也不感兴趣，陈惠惠等研究者认为“农民的思想意识深处也并没有将其真正当作自己的节日”，国民政府农林部在《三十六年度农民节纪念实施办法》中也坦承之前的农民节存在“许多农民不知有节，但知可以领到农具和种籽。所以挤在大门外候领种籽的人远超过会场里的人数”的现象。
撰文/本报记者刘建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