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小巷北正街上“阳光灿烂的日子”

[来源:潇湘晨报]

老街小巷

北正街上“阳光灿烂的日子”

2012年4月18日,长沙,北正街即将拆除修黄兴北路,已搬离北正街的几位发小相约一起来合影。在北正街有他们太多亲情、友情、爱情的记忆。图/记者李林冬

▲长沙市工人文化宫。图/钟友援

▲原三一小学教学楼。图/老茂

初恋斜坐“永久”后座双手紧搂我的腰

我在长沙八中上学,是班上的体育委员兼语文课代表。按常理,擅长体育和擅长语文是两股道上的人,我体育优秀,在读那几年学校每届校运会,百米短跑都是我保持着记录;我作文亦可,每周我的作文都会被唐国恩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宣读点评,语文成绩也是年级排名第一,小时喜欢画画,美术成绩也在年级排行榜前面。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北正街的文化宫正上演《三笑》,在班上同学戏称我就是“唐伯虎”,既然有“唐伯虎”当然就要有“秋香”。我前排有位女生叫邵小晴,她五官精致、身材匀称,是班上的文娱委员兼英语课代表、校文艺宣传队员。她常让我在她日记本的空白页题头处描画花花草草,也经常找我借一些文学名著。常交往,一来二去,就被班上同学“配了对儿”,说我俩蛮般配,我俩也揣着明白装糊涂,大家都不捅破那层窗户纸。

一次下午,上作文课,唐国恩老师声情并茂在课堂上朗诵了我一篇散文《明月几时有》,并对文笔大加赞赏。放学后我推着单车走出校门,同班李同学塞给我一张工人文化宫电影票,悄悄说:“我晴晴姐让我给你的。”说完飞快地跑了。当时我激动得脑袋一片空白,因为李同学表姐就是邵小晴啊!

晚上草草吃了晚饭,收拾一番,推出我那辆心爱的上海永久牌26型自行车。这辆单车是我姨妈帮我买到的,姨妈当时在北正街湘春百货公司当店长。八点的电影,我七点半就赶到文化宫电影院,找好座位。当晚放的是香港电影《三笑》,片子刚解禁,十分紧俏,连过道都站满了人。而我旁边一个座位一直空着,我生怕那是别人的座位,心里怦怦乱跳,七上八下。电影开始快十分钟了位子还空着,我用一只手将书包压住座位,生怕被别人占了去。一个隐隐绰绰的身影从排座过道向这边移了过来,一个熟悉端庄的女孩在我身边轻轻坐下,是邵小晴,我的悬着的心也掉下来了。进场前我在电影院门口花五毛钱买了瓶冰镇汽水,递给她,汽水已被我的滚热的手心捂得不冰啦,小晴默默接过,一声不吭,目不斜视地看起电影来。我心乱如麻,又没心思看电影,想找她搭话,看她很严肃地在看电影又不敢,直到电影快结束时,她将空瓶递给我跟我说:“莫忘了退瓶。”然后悄悄挤了出去。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我还将那空瓶留着,虽然空瓶的押金要二毛五。

此后,经过小晴表弟李同学中间传书,我与小晴情谊有了很大发展,工人文化宫上映新电影,我会想方设法弄到电影票,在学宫街口接了小晴,骑自行车看电影。老工人文化宫原址是左宗棠太傅祠,祠堂毁于文夕大火,上世纪五十年代文化宫在被毁的祠堂上建设,建有活动室、电影院、教学楼、娱乐厅等,左祠遗址仅留存一座靠西北边的假山。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又在电影院后面扩建了一个标准游泳池。小晴的舅舅是文化宫办公室负责人,给小晴弄了一张游泳馆出入证,我想让小晴给我弄一张她不同意,怕她舅舅告诉家人。我就晚上七点去文化宫门口接她,一起去和记嗍粉,吃完粉两个人一起去文化宫假山下坐坐,去沿江大道(今湘江大道)沿江河堤上边吃冰棍边“轧马路”散步,再骑自行车送她回家。那些年街上流行红裙子,她斜坐在后座上双手紧紧搂着我的腰,北正街上晚风习习,小睛长发飘飘,红裙摇逸。若干年后《甜蜜蜜》上映,同是工人文化宫电影院,坐在身边陪看电影的已经是现在的妻子,小晴留学后这时已远嫁他国,与妻观影地址已在东塘工人文化宫电影院;妻子坐在车后座,只不过已不是上海“永久”而是台湾“豪迈”摩托车。

多年后,中学同学在北正街口的大自然餐馆聚会,戏问起我与小晴当年在北正街的初恋怎么说散就散了,我淡淡回答:可能缘分不够吧。

初恋有三个“金莲”闺蜜:高升门赵金莲、晴佳巷汪金莲、通泰街谢金莲

整条北正街上有两个基督教堂:一个是彭家井巷口的长沙基督教城北堂,一个是培元桥附近的北正街基督教堂。在后者附近曾有个三一小学,这是一所长沙教会“私立贵族小学”。该小学为长沙屈指可数的百年老校,由圣公会主办,新中国成立前是长沙学费最高、老师待遇最好、教学设施最好的“私立贵族小学”。在当年长沙中小学老师工资普遍只拿几块光洋的背景下,传说该校老师最高拿到二三十块光洋,比同时期不少大学老师薪水还高。1952年后,改为了公立北正街小学。

我所在八中的49班有个叫宁梓的女同学就在北正街小学毕业,她住在附近的潮宗街上,她母亲是湖南医学院(今湘雅一医院)外科主任,父亲是省话剧团一级演员,她父亲曾在话剧《第二次握手》中扮演苏冠南。宁同学身材高挑,容貌端庄,加上成绩不错,不免有些孤傲。49班当时是学校“文科重点班”,同学周新亮、江一军、杜武飞加上我号称八中“四少”。特别是周新亮,写得一手好诗,打得一手好排球,是八中校排球队主力二传手,人又高高瘦瘦,也被同学把他与宁梓“配对儿”了。周同学不像我这么“张扬”,在班上与她从不说话,更不递条子什么,好像不认识宁梓一样。但每天下午下课后,就悄悄远远地跟在宁梓同学后面,从八中大门开始,经熙宁街、上北正街过湘春路,经高升门、头卡子进潮宗街,他才恋恋不舍地目送宁梓的身影消失在她自己家门口,连高考备考期间也“风雨无阻”。后来周新亮考上了湖南大学中文系,还如愿以偿地与宁梓喜结连理。宁梓一家笃信基督教,结婚仪式就在北正街基督教礼拜堂举办,婚礼我们都参加了。

北正街上住着很多我中学同学,有几位女生印象很深。她们与邵小晴很要好,自然与我也熟。我经常下课后与小晴去她们家玩。奇葩的是,小晴的闺蜜有三个叫“金莲”的:住在北正街高升门的赵金莲,住在晴佳巷的汪金莲,住在通泰街的谢金莲,我常背地里“六戏”(长沙话调侃之意)小晴:你真是金莲“收藏家”。她们不管谁生日都聚在一起做蛋糕,从湘春街粮店买来面粉,从北正街百货店买来发面药,用藕煤炉来蒸蛋糕,不是将蛋糕蒸得像烧饼就是蒸得像发糕,不过看着小晴的面子也只好下口,大声跟着吼叫“祝金莲生日快乐!”

光阴荏苒,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北正街在人们的记忆中已完全消失,唯我们这些青少年时代生活在北正街,将最可贵的青葱岁月交给它的一代人,永远记住了北正街给我们带来的欢乐、苦涩和激情燃烧岁月的回忆。再见吧,不可复制的北正街。

文/黄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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